【学习小组按】

不久前，在小组的推送《人民日报连推13篇重磅文章，给我们哪些启示？》中，谈到了13篇“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文章的一些启示。

梳理过程中，小组发现习近平的很多工作方法，能有效指导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些体会和心得供组员参考。

【习近平是如何发现问题的】

习近平曾强调，领导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并且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

在正定，他的足迹遍及全县25个公社、221个大队；在宁德，他去过124个乡镇中的123个；在浙江工作6年，他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上海虽然仅工作7个月，他考察了全市所有19个区县……

习近平要求“身入”更要“心至”。

在“地僻人难到”的宁德下党乡，他是建乡以来第一个亲自到乡里的地区领导，顶着烈日走了2个小时山路，脱了滴水的衬衫在桥上就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在浙江安吉，他顶着烈日仔细查看余村民主法治建设宣传栏；在福建福州，他选择在下午两点最热的时候视察棚户区，让相关部门负责人亲身体验百姓疾苦，加快棚改步伐；在湖南十八洞村，他在村民家门前空地上召开座谈会，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策，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习近平还要求带着问题去调研，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

在福建宁德调研“茶乡”坦洋村时，村支书准备了汇报材料，刚要念，就被习近平微笑打断：“不用念材料，我问你答就好”。随即提出他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在重庆巫山县委书记汇报时，他十几次插话，“长江水质保持得怎么样？”“三峡现在还有猴群吗？”“退耕还林是人工造林还是飞播造林？”……

习近平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而且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

正所谓“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在正定县，他白天下乡调研，晚上研读县志，还专门设计调查问卷，上街向群众发放。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的三角村，习近平和街头群众拉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习近平发现了正定是一个“高产穷县”的问题。

【习近平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在取得大量调研素材后，如何提炼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习近平曾经说过：

“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

在浙江安吉县余村听支部书记汇报过程中，本没准备讲话的习近平，听到余村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却心里没底时，他即兴讲了很长时间，强调了“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牺牲环境的经济增长”不是发展，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在福建福州任职时，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办事效率也难如人意。先提升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当时外商投资设厂，流程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当看到130多个公章集中在一张1纸上时，习近平深感震撼，在经过一番调研以后，他将优先提升软环境作为突破口，推动实行“一栋楼”审批，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理念。

习近平一直将焦裕禄作为榜样，对照自己。他也先后3次来到河南兰考视察，2014年3月在焦裕禄干部学院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兰考之问”：“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在2015年初同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他以“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总结了焦裕禄为县委书记们留下的答案。

【习近平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习近平曾形容群众是“考官”，满意是“答案”。他也曾发自肺腑地说：

“我个人有个习惯，就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想到这件事，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

在正定，为了解决高征购的问题，习近平和时任县委副书记吕玉兰跑地区、跑省里、跑北京，将每年的征购粮从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幅达36.8%。为了推动“大包干”，在“中央没文件，河北省委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的情况下，习近平派人去凤阳把小岗村的经验带回来，自己冒着严寒到村里宣讲政策文件，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

1989年，在宁德下党乡，他动情承诺“下党不改变面貌，我们就无颜面对父老乡亲”。针对下党乡帮扶工作，习近平强调水电项目不能成为“胡子工程”，办一件成一件，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他3次到下党乡现场办公，要求干部以一村一户一人为对象去想路子，去解决问题，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上，才能实打实上一个新台阶。1991年1月，下党第一条公路建成通车；12月，一座250千瓦水电站建成，直接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牵头负责对口帮扶宁夏，他表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如何做？他先安排工作组去宁夏最贫穷、联合国专家都评价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的西海固拍了个短片，和其他省领导一起观看后商定帮扶政策；亲自在西海固翻山越沟地考察了6天；他选址并命名的“闽宁村”作为移民搬迁的样本工程……逐步形成了对口扶贫的“闽宁模式” ，20多年间，解决了30万人的饮水问题，完成了一百多万人的大迁徙。

说了这么多，给小组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习近平干工作的“实”。无论是发现问题的“身到心至”，思考问题的“抓本质、找规律”，还是解决问题时的“实干为先”，对于面对新挑战、新机遇的我们，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