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帆

编辑/刘汨 宋建华

周小波在打捞现场（右一）

万州大巴坠河事故里，他既是遇难者儿子，也是救援者。在两种身份之间，他艰难的维持着平衡。

救援者

11月1日，万州大巴车坠桥后的第四天，43岁的周小波站在蓝天救援队的现场驻地里，他的眼角低垂着，看上去有些疲惫。

前一晚临近午夜，出事的22路车被打捞出水，周小波的父亲也在车上，已经确认遇难。

阳光重新普照山城，江上已经看不到救援船只，岸上的警戒线也被移除，各路救援队撤离殆尽。过去的80多个小时里，他们在空旷的沙地上安营扎寨，运输来专业的探测、潜水设备。周小波和其他队员几乎昼夜不眠，一直牵挂着江面下的情况。

周小波所在的队伍也要撤离了，他开车驶在江边，告诉身边的人，父母家就在对面江北。周小波的母亲在今年春节过世，那之后，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也会回到76岁的父亲那里，陪老人一起过夜。

一路上，他的手机不断有媒体打来电话，前一天，人们通过蓝天救援队发布的消息得知了他的事情，很快，第一家媒体发布了关于他的报道，有记者告诉他，这篇报道在微信上的阅读量很高，被人们大量转发，他愣了一下，说自己还没顾上去看。

在救援队办公室，已经有几批记者在等着了，面对围过来的镜头，周小波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他说觉得自己没什么伟大的。有记者告诉他，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兼具了“遇难者儿子”和“救援者”这两个身份。

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过去的几天里，他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艰难的维持着平衡。

“他是退伍军人，还是人民教师，他在现场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换做其他人，这个情绪早就崩溃了”。队长骆明文说，周小波在码头上看到不停有殡仪馆的车来拉遗体，“每看到一辆他都偷偷的哭”。

周小波不是看不出队友的关心，但他在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同时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没有一点胃口，他还是强迫自己进食。

直到10月31日晚11点多，坠江公交车头露出水面，救援水域停靠的船只拉响汽笛。周小波所在的救援队隔着二三百米默哀，有其他的队员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旁边哭泣。

打捞结束，周小波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但屋里已经没有父亲的身影了，一个朋友来陪他过得夜。周小波让家里的灯彻夜亮着，姐姐告诉他，只要点着灯，父亲就能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去殡仪馆见了父亲一面，看到爸爸已经被穿戴好寿衣，面容安详。

22路公交车10月31日晚被打捞出水

离别

时间倒退回10月28日上午10点多，如果没有意外，那辆黄色车身的22路大巴，将顺利驶过长江二桥，抵达最近的二桥北桥头站，这也是周小波父亲本来要下车的地方。

“到站就到家了，就那么点距离，所以你说你怎么想的通啊。”周小波说。

那天早上7点多，周小波开车去上班，他刚到区教委工作，这天的行程安排是看体育比赛，之后还有会议要开。出门前，父亲提出，想搭儿子的顺风车，去西山公园看菊花展。

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了，因为工作原因，相比周小波，姐姐陪伴父亲的时间更多。老人家经常会沿着江北岸散步，路过音乐广场，看一场音乐喷泉。他是个“很潮”的父亲，喜欢用智能手机看新闻，也爱看历史类书籍。

周小波应下了父亲搭车的要求，老人换上了几天前女儿刚送给他的夹克衫，手上戴着周小波花几千块钱买给他的黑色机械表。怕耽误儿子上班，他只冲了袋速食粉，加了麦芽精当作早餐。

父子俩在西山公园分别。10点左右，周小波在开会时接到姐姐的电话，告知其父亲的电话打不通了，他没觉出异常，推测父亲看完菊花展就会自己坐公交回家。

到了11点多，听到大巴坠桥的消息，他也没想到会跟父亲有关，第一反应是前去救援，跟领导请了假，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往现场赶。

下午2点多，现场救援的声呐和机器人正在定位，姐姐又打来电话，他忙得没顾上接，等回过去才知道，警方调出老年卡使用记录，父亲就在那趟出事的22路车上。

“那之前我就判断老爸可能遭遇不测了，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事情的确有一些悲痛，但是没办法。车上有很多人，大家心情都一样。做救援工作，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要把救援做好”，事后他对媒体说起那时的心情。

周小波被警方叫去采集了DNA信息。到了30日，7具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来，周小波提供了父亲的体貌穿着，以及戴着那块黑色机械表的特征。次日，他接到了父亲确认遇难的消息。

周小波说起父亲不禁落泪

父与子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周小波说。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职业上。父亲退休前，在村小任教，受人尊敬。据媒体报道，有临近村子的孩子带饭菜来求学，中午父亲会把学生们领回家，帮他们把冷掉的饭菜加热。

1998年，从部队退伍后的周小波，也成为了一名教师，2005年，他调入汶罗小学任体育老师。

品行上的影响或许是潜移默化的。“他最怕我染上不良的习惯，不让我打牌和抽烟”。父亲当教师时，虽然每月只领几十元的工资，但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包揽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完也不收一分钱。2015年，周小波投身公益，加入蓝天救援队，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会替我照顾家里的一切”。

而这份支持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对儿子安全的担忧。

救援工作常常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周小波记得，有次晚上去水塘打捞一个溺水的老人，几个参与的女队员回来之后害怕得睡不着觉。

真正惊险的是九寨沟地震的救援任务，周小波和其他队友为了尽早进入熊猫海搜救，头天晚上待在一处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打不通，跟外界失去联系，父母反复拨着儿子的号码，直到第二天才接通。周小波后来还跟妻子开玩笑说，爸爸妈妈那么担心，怎么你就不怕。

周小波一直不后悔加入救援队，他觉得，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在释放对这个世界的善意。但这些都无法抵消失去父亲的痛苦，“我以前想，不管多大年纪，四十、五十，只要有父母在，自己都是一个小孩，但父母走了之后……”

出事公交车被打捞出水后，长江二桥的交通管制尚未解除，早晚高峰时段，人们排着长队等待轮渡。在江北岸，周小波父亲曾经散步的音乐广场，聚集在这里围观打捞现场的人群正逐渐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