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生物媒体Genomeweb称2021年是基于液体活检的癌症早筛技术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中,全球癌症早筛的研究和商业探索继续向前,但支付和证明卫生经济学价值仍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难题。如Grail在内的头部公司开始同NHS等机构合作,以证明癌症早筛的在医疗系统中的价值。这些证据的积累对于推动医保、商保等支付机构纳入基于液体活检的癌症早筛产品或服务具有关键性作用。

癌症筛查、早诊是提高患者生存率、降低全社会卫生成本的关键手段,尤其是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液体活检技术在癌症筛查、早诊领域不断带来新的突破,使得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概率大大增加。

测序成本的下降是技术普及的首要动力,但同时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分析等同样对于提升了液体活检技产品性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全基因组测序为例,40亿以上的碱基序列的处理、多维度分析、提取信号特征等,对于企业算力要求极高。

“和瑞基因现在有30万亿次/秒的超算中心,这是目前公布的早筛企业中自有的最强算力超算中心。”除了本身的算力外,对于早筛产品而言,所积累的数据也能够形成正反馈效应。和瑞基因CEO周珺以Pre Car项目举例,这是目前全球肝癌早筛中,质量最高、规模最大的队列,同时还在不断积累新的数据。而伴随样本集的不断扩大,这将使得包括癌症早筛成本效益比进一步提升。

2021年8月,和瑞基因完成近7亿人民币的B轮融资,成为国内早筛赛道中融资最大的一家企业;2021年10月,和瑞基因首次公布多癌种数据,完成从单癌种到多癌种早筛的探索;2021年,和瑞基因与海斯凯尔、泰康在线、阿里健康等达成多项战略合作,通过携手产业链上下游或跨界伙伴构建产业新生态,协同解决癌症早筛产品可及性的问题。

走进公众视野的基因检测

21世纪:您在基因测序行业20余年,在这20年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珺:基因检测行业正在经历一个从“非常神秘”到“公众认知”的过程。新冠疫情的核酸检测是基因检测的一个典型应用案例,让“基因检测”走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变化巨大的还有成本问题,过去做一个碱基检测需要一美元,现在一个人类全基因组测序1000美元不到即可,成本的下降给技术的可及性带来了非常大的推动。

目前有很多的临床诊疗指南已经把基因检测加入到整个临床诊疗工具里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基因检测的范围和重要性逐步提高。癌症做基因检测意义也是非常大的,主要是两个意义:第一、帮助诊断有没有癌症;第二、帮助诊断癌症以后有没有靶向药物可以使用,一些基因检测产品将助力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1世纪:早筛对于癌症的早发现有着重要意义,和瑞基因在早筛领域如何布局,会选择怎样的路径?

周珺:和瑞基因的目标是构建中国早筛的方案。路径选择上我们觉得多癌种是理想,但单癌种是临床的必由之路,这是切合中国临床实情的一个考虑。我们认为癌症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对于它的复杂性要预估和判断,通过单癌种验证我们的概念,同时能获得临床的支持,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向多癌种一端去延伸,整个路径会更顺畅。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宣布开始做肝癌的早筛的研究,在2021,我们又陆续公布了包括肺癌早筛的数据,以及多癌种早筛的研究成果,证明和瑞基因正在往我们所设想的从单癌种到多癌症种的路径上一步一步地实现整个的目标。

21世纪:这两年早筛赛道这么火,会不会担心这里面有泡沫?

周珺:泡沫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去理解它,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会有泡沫。2000年前后大家在说互联网泡沫,现在在说创新药泡沫、基因组检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泡沫。其实回过头去看,这些泡沫会逐渐被扎扎实实的场景击破。

21世纪:您认为早筛行业现在到了个怎样的阶段?红海还是蓝海?

周珺: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癌症早筛公司Grail,它的发展的时间至今也就是5年左右,国内的头部的早筛企业包括和瑞基因也是从四五年前,同步开始探索。所以,从行业的发展,以及下游行业的渗透率上来看,我们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百亿、千亿甚至是万亿的市场,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团队能参与进来,提供更多的探索方向,更快更好的把这个蛋糕给做大。

21世纪:和瑞基因在市场上的早筛标签明显,但和瑞基因还有非常丰富的针对肿瘤中晚期患者的产品,为什么会这样布局?

周珺:这个和瑞基因成立时的使命相关,我们成立的时候就希望和瑞基因“一切肿瘤实现早诊早治,所有患者获得精准治疗”,所以我们不把患者的病程割裂开,我们最终希望每个肿瘤患者都能够实现全病程的管理。按照癌症病程去分,从早期的早筛早诊,从遗传易感性性再伴随诊断,以及疗效监测、复发监测等等,和瑞基因逐步实现全产品线的布局。我们希望丰富的管线,能够给患者、给临床提供更多的工具和选择的可能。

商业化布局

21世纪:目前无论是癌症中晚期的伴随诊断产品,还是早筛产品,支付都面临了一定的问题,和瑞基因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推动产品的可及性?

周珺:从整个肿瘤的生命周期上来看,肿瘤中晚期的产品因为需要伴随药物的使用,在诊疗的选择上有明确的一些相关性。所以,一些诊疗指南都已经明确把这部分写进去,也逐步的有一些地方保险、商保都在把简单、明确的基因诊断给纳入到整个保险支付体系中。另一方面,诊断产品这些年也有了非常大的创新,也能够给患者、临床带来更多获益,所以还需要更多的支付方去共同支撑支付体系去让老百姓能用得起。

至于早筛,尤其是新技术下的早筛产品,对支付方及整个支付生态的构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将这部分与保险企业、其他的社会创新企业共同协同,从而提高产品可及性,降低社会医疗成本。

21世纪:肿瘤基因检测目前有两种形式,包括LDT(临床实验室自建项目)及IVD(体外诊断产品)两种形式,但很长时间里,LDT甚至有些污名化,您如何看?未来,LDT及IVD要怎么去规划?

周珺:对于LDT污名化的问题,我持一些不同的看法,无论是LDT还是IVD都属于产业的问题,两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个问题:

一方面是监管的体系和技术的发展在过程中造成了一些代差或者一些缺口,主要因为这些年我们的技术进步太快,尤其在NGS领域上,美国FDA的文件中也提出现有的监管办法适用于一些少数位点的基因检测,对于同时检测上百万基因甚至是全基因组的一些新技术,过去是缺少核心的监管办法的。对这种创新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些新的体系去适应他。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国家的监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局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包括在2021陆续出台了中央性和地方性的条例、政策,都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往LDT继续去行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行业的技术还是会保持高速的迭代和创新,所以创新的技术可能还会继续沿用LDT的形式去做。

21世纪:在推动可及性方面,现在一些早筛企业也探索出了多种合作模式,未来的市场格局会是怎样?

周珺:肿瘤早筛市场最终的市场格局,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轻率地下一个判断,但我有几个个人观点。第一,大家都说肿瘤早筛这个市场巨大,它是个百亿、千亿、万亿的市场。既然是这么大的市场,我想它不应该是由一家独占的,而是各自呈现各自精彩的市场。

但另一方面,这次的产业机会和新的技术带来的浪潮,有其显著的特征,即以数据为驱动。这对于先发企业是会有优势的,它能够率先实现产业化,累积更多的数据,不断地优化自己的产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早筛的市场带有一定程度的互联网特征。几家头部的公司与其他公司逐渐拉开差距,能够打开一个显著的市场占有率的份额。

早筛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命题,不仅牵扯到技术,还有支付、临床、监管等各个环节。和瑞基因无法以一家企业之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提中国的早筛方案,以生态形式发展,我们希望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但是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大包大揽。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上,也是与我们认为有契合度的、有互补性的企业开展合作。如与肝纤维化弹性成像的海斯凯尔这样的医疗器械企业,跟阿里健康、泰康等互联网企业、保险公司等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合作。未来我们的伙伴名单还会越来越长,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