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驿，黄小彤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戊戌变法，也就是所谓的“百日维新”，是在清末由光绪帝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它主张向西方学习，推广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体制，发展农业，工商业等。所谓“改革开放”，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施的一项“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改革开放对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积极性进行了巨大地激发，从而使得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到富有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从半封闭式、封闭式走向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虽然都是一场改革，但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之间既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什么戊戌变法失败，而改革开放却取得成功，借助中央权威的视角来考察，或有进一步的发现。

基于中央权威角度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戊戌变法是政治活动，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戊戌变法也是一次典型的权力之争。自太平天国之后，晚清政府中央权力式微，而地方势力崛起。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动力孱弱，无法冲破保守派的阻挠，并被其反噬。

首先，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强调中央集权制的国度，在古代权力往往集中于皇帝。这种权力体制的优势是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政府通常通过垂直的权力体制将中央的决策迅速贯彻到基层。然而，在太平天国期间，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朝廷中枢便逐渐衰微，地方督抚势力坐大。这种情形持续到了戊戌变法时期，中央权威的削弱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因此地方督抚对于朝廷的旨意并未表现出传统上完全的遵从，而是对中枢的决策打折扣地执行，其中也包括戊戌变法的政策。更为严重的是彼时的满清朝廷中央本身也处于一种分立的状态。支持变法的光绪帝空有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中央的最终决策权却在慈禧太后手里。这也致使二者存在竞争的关系，帝党和后党之间的龃龉对于地方而言则表现为，中央意见并不一致。这就给了离心力渐强的地方督抚更大的投机空间。是否支持戊戌变法成了一场政治站队的活动。实际情况是，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的最高决策者，因此，依据慕强心理，地方督抚大多数都选择了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而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们则显得势单力孤，别说推行变法政策了，就连自身的安危都成了问题。

其次，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关乎激进和保守，进步与落后，而且关乎中央权力的归属。维新派掌握了中央权力就有可能顺利地推行变法，否则，保守派掌握了中央权力，就将维持旧有的状况不变。其一，光绪帝和维新派未掌握实权，推动变法的动力弱小。在戊戌变法中，维新派采取保皇行动，依托于皇权，将希望寄托于皇帝一人身上，认为只有皇帝能救国，而忽略了光绪帝在当时中国中央权威中所处的位置，且维新派也处在权力边缘,并不能用官场的寻常方法进入核心圈。由于维新派手上并无实权，也没有军队，而他们最大的依靠光绪皇帝同样没有实权，朝廷内外几乎都是慈禧太后的势力，特别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是慈禧的铁杆心腹，直接控制着京畿地区。因此，缺乏中央政治权威推动的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其二，戊戌变法的进行，引起了地方督抚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曾沉痛写出:“其枢臣中皆守旧庸懦, 无一通古今中外之才, 无一人愿赞维新, 并无一人能备！顾问者, 乃至内外诸大臣皆然。”地方督抚认为，选拔通才到地方专门办理新政事务，专折奏事，是抢夺地方督抚的权力。正因如此，戊戌变法运动缺乏中间过渡的层级联系和各级衙门的配合, 缺乏渐次递进的组织架构和上传下达的机构人员, 遂造成后来戊戌维新速败的局面。

最后，光绪帝也曾经试图改变其权威羸弱的状况，但其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他采取过一系列集中皇权的行动，都遭到了慈禧太后强烈地阻击。光绪将以怀塔布为代表的六个部门的官员革职，而王照、杨锐为代表的维新派被提升为代表，此举受到慈禧的强烈反对，并被认为是惩罚过重。维新运动太过激进，直接威胁到了慈禧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权，这一点，慈禧绝对不能接受。后党的势力根基，就在皇权不能触及之处，也就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慈禧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支持变法，但面对企图把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政治成果架空的行为，她一定要予以回击。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到，在政变前夜，当慈禧回到皇宫时，她对光绪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因此，慈禧逼着光绪下了三道诏书，掌握了京津两省的人事任命与军事政治权力，这一方面是要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因为变法过于激进而引起政局动荡。

基于中央权威角度对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平坦，也是在复杂的形势展开，但党始终集中了改革的权力。有政治必有派系，古今皆然。在改革开放中，左与右的斗争一直都很尖锐。这对于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干扰。在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主持下，改革的势力基本都占了主导地位。从而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首先，作为坚决且坚定的领导者，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维护改革驱动力。邓小平在调整和整顿改革开放工作的历史过程中，多次强调“中央要有权威”，“不要否认权威”。随后邓小平在谈到坚持党的领导时说：“讲党的领导，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中央权威。没有党中央，没有国务院，全国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这里，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不但可以提高经济调节的效率，而且可以对解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邓小平于1988年听国务院有关物价、工资等方面的初步改革计划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央政府要维护权威”的观点。邓小平曾指出：“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强调党中央的权威。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人带头，有序地进行。”不这样做，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没做到上行下效，就很难把中央的方针贯彻好、落实好。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有领导，有步骤，有条理。自此以后，邓小平在许多重要讲话中都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党要当家作主”的观点。他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有权威，要有本领。没有权威和本领都不行。”“要强化中央的权威。……如果遇到了困难，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解决。有此权力者，遇事可成大器。不能否认权威，必须把它集中起来，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其次，文革以后，随着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党的各级党组织与党员都非常珍视并保持了这种不断好转的政治形势。然而，中国共产党还应当看到，“文革”中的流毒，尤其是派性、无政府主义，与人们对于党的领导及其领导方式的质疑，是纠缠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提出了“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维护中央的权威”、“加强党的领导”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回答。在1980年，邓小平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组织上的软弱涣散现象，必须加以解决。从那以后，他一直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致力于解决经济建设长出现的难题，指出要在基层组织中经常进行纪律教育，要树立起集体利益比个人利益更重要、整体利益比局部利益更重要、长远利益比短期利益更重要的观念，且他认为如果一个党的领导过分强调民主，削弱了它的集中，它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可以树立政党的威信，维护并巩固中央权威。

最后，维护严明且权威的中央纪律，各级组织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在实践中，要把维护中央的权威和中央的统一领导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实践中，严明的纪律是树立权威的根本，也是党内团结一致的政治行动的可靠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纪律建设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强化，《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等一系列文件出台，规范了党员的行为，严格了党纪。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持自己的权威，争取做到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党员，不管是什么领域，什么层次，什么部门，都要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指挥，听从中央的安排。

基于中央权威角度，对推动改革的驱动力的思考。从中央权威视角，即推动改革的推动力角度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改革开放成功原因进行分析，引出在新时代推动党的事业持续向前推进党中央必须要掌握足够的权力，发挥柱石作用、在进行国家制度与运行体系的改革时，党中央必须争取到推动改革的一切权力，避免权力外溢。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守旧派掌握实权，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改良运动要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重新分配，当改革触及守旧派核心利益时，守旧派毅然发动政变，夺回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完整的中央集权体系，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中央政府对于各地方政府能够有所掌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作为连接上下的地方政府能够及时、快速地接收并执行中央的命令与方案，并能够迅速向下级基层及民众做出反应，将每个步骤落实到个人，落实到每个县、每个村，甚至每个人。在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下，人民与地方，地方与中央，中央与人民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对深化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有很深的理解，其目标就是要消除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各种特权混乱的现象。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坚决，彻底地改变这些乱象，而要进行这些改革，就必须从体制、制度上进行。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构建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后，党的领导集体工作始终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推进。随着环境的变化，国家制度与运行体系必须不断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体质传统的国家。中央集权政体作为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制度，一直走在不断强化的道路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演进史就是中央集权政体形成、延续和不断强化的历史。就整个中国的传统社会来说，皇权不仅是一种国家权力，而且是中国人比对世界意义的一种符号。古代中央集权制政体不能简单地和“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画等号，皇权政治并非皇帝一个人治理天下，因为皇帝权力再大、精力再充沛，也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的社会政治事务，皇帝必须通过与官僚机构的“共治”，借助于官僚机构的辅助，方可运转庞大的国家机器。    另一方面，面临恶劣的国家竞争环境，中国没有足够的中央集权难以取得胜利。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一是清政府沦为洋人之庭，国际形势严峻。首先是铁路问题，它对于侵略者的统治尤为重要，帝国主义者会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的铁路工程上夺权，这样，铁路就成了它的附庸。其次，就是允许日本人来中国建厂。日本获得中国各大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后，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厂，并且对日本在中国的一切工程都免除了各种赋税。从那以后，清政府就成了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言人。当时的中国之整体呈现出“有国家而无柱石”的状态，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作为“中心势力”却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换言之，我国之所以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表现出无序状态，根本原因即在于旧有的中央集权制权威——清朝皇权已经垮台，而新的“中央政府”又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力量，因而无法承担起“中心势力”应该发挥的“柱石”作用。

中央集权是古今中外有效治理社会的一种必须的手段，其本身并无优劣的属性，关键是看集中的权力是为了什么，而权力的来源则又决定了权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戊戌变法过程中，光绪帝及维新派之所以未能争取到权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过于迷信皇权至上，却没有想到在传统的人治体制当中，皇帝并不一定代表着真正的权力，很多时候，实际权力并不在皇帝手里。另一方面他们幻想通过不切实际甚至冒险的方式夺回皇权，却因实力不济无功而返。此外，维新变法不仅没有动员起民众的力量，反而触及了旗人和读书人的利益，使其更为孤立。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则牢牢地掌握人事大权，在关键职位上位置私人，依据“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道理，形成维新派难以破解的利益联盟。而改革开放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因为改革开放深得人心，真正地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改革开放的最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的。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更好地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始终坚持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充满生机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破除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创建了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新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同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近代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要实现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统一，必须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在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二是由于，中国党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和权威起到了决定作用。而中央作为中国党的组织系统的最高机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彰显中国党的领导和权威，也是中国党在新形势下能够起到领导和核心作用的重要保障。

戊戌变法失败的很大原因就是变法者没有深刻把握中央权威的力量，相反，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始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严明各级纪律，将党中央权威内化在人民心中，从而推动改革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未来往往在历史的沉思中闪现，中国前行的道路不会平坦，必然要经过无数条险滩，只有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奋力攻坚克难，迎来光明开阔的局面。